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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实际上，民俗学研究的结果是“蛊术”作为民俗是“彻头彻尾”起源于汉族的东西。
无论是狭义上的“毒虫”还是广义上的“祝诅”（汉族也叫厌胜之术），都是汉族产物。
隋唐之后在中原地区被《唐律》大力打击，所以这种民俗现在只于偏远地区留存。
现在苗族的“蛊术”基本都是汉族“蛊”残余与地方本土元素结合的产物，同时一说“蛊”起源部分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，不过尚有争议。
说出来你们不信，是有部分苗族人觉得“蛊术”带有对苗族的“丑化”和“偏见”。
因为这个东西起源与发展都是汉族的产物，不过民俗“留”在苗族。（汉族几百年中已经没有类似民俗）
这句话说出来可能不好听，也可能会得罪到一些苗族同胞，不过现在山区中（尤其是湘西等）流传所谓“蛊术”都是汉族人“玩剩下的”。
“蛊”这种东西，作为“诅咒”的民俗，实际上是汉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的。
苗族现在的“蛊术”是隋唐之后开始兴盛，与当地本土以及苗族文化结合的产物。
02
狭义蛊术指用毒虫害人，完全起源于汉族和中原地区
“蛊”在汉族出现，历史其实相当悠久，远早于苗族，甚至不限于民间，贵族甚至统治集团都在使用。
比如早期的《左传》中就有“蛊”的记载：
赵孟曰：何谓蛊？
对曰：淫溺惑乱之所生也，于文，皿虫为蛊；
谷之飞亦为蛊；
在周易，女惑男，风落山，谓之蛊；
皆同物也，赵孟曰，良医也，厚其礼而归之。
——《左传 昭公元年》
狭义的“蛊术”，就是“皿中之虫”，即以毒虫害人。
古代也把其他一些情况称为“蛊”，包括一些疑难杂症，称为“蛊疾”。
注意这个时候是“昭公元年”，如果使用公元纪年法，是公元前541年，这个时候，汉族已经有“毒虫害人”的“蛊术”概念了。
《左传》为十三经之一，汉族儒家经典，书中“三不朽”（立功/立德/立言）等概念已经成为汉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。
和苗族毫无关系，这里的故事也发生在传统意义上的“中原”（晋国的故事），并不在西南。
在隋唐时期的“经学家”——孔颖达（《五经正义》作者），在此注疏：
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
确认了一下概念，即狭义的“蛊”即是以“毒害”方式，且令人“不自知”。
而苗族本身，并没有所谓“蛊”这个概念。
03
近年来，曾经在“雷公山区”进行过很多田野调查，苗族人对“蛊”的称谓，苗语一般是niangb.jab或者是Jabgud，“有药”/“家缺”。
而且大多数人对“蛊”虽然深信不疑，却语焉不详。
尽管如此常见几种说法都有以下共同的常见元素：
选择在农历五月初五，将捕捉好的老鼠、蝴蝶、蜥蜴、蝎子、蜈蚣、毒蜂、金环蛇、马蜂等许多有毒动物，放在密闭容器内，让它们互相残杀，直到剩下最后一个活的为止，将其密封在容器中并晾干，研磨成为粉末，成为“蛊毒”。
最终剩下哪种动物，就是哪种“蛊”，如蝎子蛊，蛇蛊等等。
这个故事“套路”以及“巫术仪式”几乎是苗族、壮族、彝族等许多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谈及“蛊术”时，共同的内容，尽管细节上、动物上都各不相同，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关。
这种共同的巫术元素，亦在民国时期的《苗族的放蛊》（陈国钧 著，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）以及1946年的《西南民俗放蛊之研究》（李德芳 著）中有类似描述，内容上大同小异，形式相同。
然而，这可不是什么苗族“原创”，隋朝时候，汉人就是一模一样的“蛊术”方式，和一千多年前毫无变化，可以参见唐朝名臣魏征编纂的《隋书》：
新安、 永嘉、 建安、 遂安、 鄱阳、 九江、 临川、 庐陵、 南康、 宜春， 其俗又颇同豫章， 而庐陵人庞淳，率多寿考。
然此数郡， 往往畜蛊， 而宜春偏甚。
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， 大者至蛇， 小者至虱， 合置器中， 令自相啖， 余一种存者留之， 蛇则曰蛇蛊， 虱则曰虱蛊， 行以杀人。
因食入人腹内， 食其五藏， 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， 三年不杀他人， 则畜者自钟其弊。
累世子孙相传不绝， 亦有随女子嫁焉。
——《隋书 地理志》
可以看到，连“五月五日”的日期都没有任何变化。
可以说是一种“活民俗”和“活巫术”了，历经千年不变，然而变得只是民族，汉族一千年前的“巫术”。
现在竟然保存在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之中，可谓是中国民俗历史上一个奇妙的场景了。
至于对于少数民族“放蛊”的记载，大多在元末之后，明清最多，比如下列记载，无论真实与否，都要远远晚于汉族“蛊术”的记载：
“苗妇能蛊虫杀人 , 名曰放草鬼 。”
——《乾州厅志》（晚清时期，已属近代史范畴）
所以说，狭义的蛊术不必怀疑，一直都是汉民族产物。
不只是“史书”，就连“医书”记载都远远早于苗族，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均与《隋书》记载大同小异。
咱们的“大宋提刑官”——宋慈，甚至记载了鉴别“蛊毒”的法医学文献，可以说这是非常传统汉族医学的东西了：
金蚕蛊毒， 死尸瘦劣， 遍身黄白色， 眼睛塌， 口齿露出， 上下唇缩， 腹肚塌。
将银钗验，作 黄浪色，用皂角水洗不去。
一云如是: 只身体胀，皮肉似汤火疱起，渐次为脓，舌头、唇、鼻皆破裂， 乃是中金蚕蛊毒之状。
——宋慈 《洗冤录集》
甚至在与“蛊术”斗争的历史，都远比苗族蛊术的历史长，《史记 秦本纪》就有“以狗御蛊”的记载了。
但是，这种民俗却“留”在西南少数民族之中，这是国家法律层面大力的结果之一。
04
广义的“蛊术”概念可就“大得多”了。
是“蛊”的伤害性含义延伸，结合“顺势巫术”产生的“偶像祝诅术”，然而还是“彻头彻尾”的汉族民俗，历史远比苗族蛊术早的多：
早在商周时期，这种广义结合“偶人”的“巫蛊”民俗已经出现，而且就出自于正史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：
帝武乙无道，为偶人，谓之天神。
与之博，令人为行。天神不胜，乃僇辱之。
为革囊，盛血，卬而射之，命曰“射天”。
武乙猎于河渭之闲，暴雷，武乙震死。
——司马迁 《史记 殷本纪》
这是商朝后期一位“无道”帝王。
要“射天”，然而不能真正和“天神”对打，就做成革囊、偶人，与之搏斗。
另外，《太公金匮》也有以下生动的记载，大致讲得是“武王伐纣”前后的事情，就是此类“顺势巫术”的广义“巫蛊仪式”，一说《六韬》（兵家经典之一）亦有类似记载：
武王伐殷，丁侯不朝。
尚父乃画丁侯，三旬射之。
丁侯病大剧，使人卜之，祟在周；
恐惧，乃遣使者请之于武王，愿举国为臣虏，武王许之。
——《太公金匮》
意思很简单，丁侯不朝见周武王，太公望（姜子牙）画一个丁侯的画像，并射它。
丁侯生病，占卜发现是原因在周，不得不臣服周朝。
这就是典型的西方学者弗雷泽所定义的“顺势巫术”，又被称为“交感”巫术：
大致是使用与人相貌相似的偶人、画像进行“诅咒”，认为画像、偶人收到伤害的同时，本人也会受到相同的伤害，所以叫“顺势巫术”。
比如各类史家激烈讨论的“巫蛊之乱”，就是这样“顺势巫术”的产物，完全是汉民族自己的东西（巫术）“坑”了自己：
女巫往来宫中，教美人度厄，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；
因妒忌恚詈，更相告讦，以为祝诅上，无道。
上怒，所杀后宫延及大臣，死者数百人。
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氏有隙，见上年老，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，因是为奸，言上疾祟在巫蛊。
于是上以充为使者，治巫蛊狱。
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，捕蛊夜祠、视鬼，染污令有处，辄收捕验治，烧铁钳灼，强服之。
民转相诬以巫蛊，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；
自京师、三辅连及郡、国，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。
——司马光 《资治通鉴》
汉武帝晚年“巫蛊之乱”，本质就是挖出各种所谓的“偶人”，相互攻讦栽赃，政坛一片混乱，最后直接导致了长安军民血战，以及牵扯数万名政治、军事人物，对西汉造成极大负面影响。
05
不过另有一说，广义的“巫蛊”源头部分来自于匈奴，不少名人学者，诸如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，都持这样的观点，不过学术界仍存争议，但源头绝不是苗族：
持有此说的学者，主要援引是“苍鹰”郅都等故事，说明“巫蛊”可能部分来自于匈奴习俗，见于《史记 酷吏列传》和《汉书》部分章节：
匈奴素闻郅都节，居边，为引兵去，竟郅都死不近雁门。
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，令骑驰射，莫能中，见惮如此。
匈奴患之。
——司马迁 《史记 酷吏列传》
郅都“为人勇，有气力”，后来官拜“雁门太守”，匈奴不敢犯边又无可奈何，只能通过制作“郅都人偶”的放射，用箭射他，作为“诅咒”。
同时旁证还有《汉书 西域传》的相关记载：
“闻汉军当来 , 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 (汉 ) 军”
——班固 《汉书 西域传》
此外，《汉书 江充传》和《汉书 戾太子传》都有明确提到“胡巫”，尤其是当事人江充，手下都是“胡巫”，可能部分暗示“巫蛊”中带有一些匈奴巫术元素。
然而，学术界尚未有统一意见。
支持反对的都有，这里仅供参考。
06
然而，“盛行一时”的“蛊”却没有留存在汉族的民俗中（至少几百年来如此），却留在苗族的民俗中，核心原因就是隋唐之后，国家法律层面的大力打击：
在白居易著名的诗篇《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》中，最后几句颇为有趣：
须防杯里蛊，莫爱橐中珍。
北与南殊俗，身将货孰亲。
尝闻君子诫，忧道不忧贫。
这句话暗示了，至少在这个时期，汉民族中原地区“蛊”已经不如岭南流行了，核心原因就是唐朝大力打击“蛊”。
“唐律”源自北朝，而北朝律法对于“蛊”，几乎是“深恶痛绝”，刑法上对于“蛊”几乎“0容忍”。
北朝很早就以重刑惩治“蛊术”：
为蛊毒者， 男女皆斩，而焚其家。
巫蛊者， 负羖羊抱犬沈诸泉。
——魏征 《隋书》
这是北魏太武帝——拓跋焘，在神䴥年间（公元428年-公元431年）颁布的律令，一旦触及，直接“死刑”不说，还要把你的房子烧掉。隋朝基本延续北朝全力打击“蛊术”的传统：
畜猫鬼、 蛊毒、 厌魅、 野道之家， 投于四裔
——魏征 《隋书》
这是隋唐隋文帝杨坚，在开皇18年（公元598年）颁布的律令，凡是涉及到“蛊术”，全部流放，而且根本不在“大赦天下”的范围内，几次宽赦，均不带涉及“蛊术”的罪犯。
比如“流贬人及左降官身死， 并许亲属收之本贯殡葬， 唯“造蛊毒移乡人，不在此限”
《唐律疏议》则延续这一传统，继续全力打击“巫蛊”：
《唐律疏议》由长孙无忌、徐世绩等在永徽三年颁布，其中大多数律令参考了前代，而涉及到“蛊术”最轻的刑罚是“流两千里”，前提条件蛊术目的是“只求暧昧”。
但凡是以巫蛊，毒害或者诅咒父母、家主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全部弃市。（当街斩首）
甚至不少“上层”人士都因“蛊术”获罪，如隋唐秦王杨俊，唐高宗的皇后等（不过，“蛊”只是罪名，部分上层人士获罪，带有政治构陷和朝堂斗争的因素，并不100%都是因为真的蛊而获罪，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朝廷依然做出了坚决不容忍蛊的姿态）。
07
也是因为如此，中原地区“蛊”这个民俗在唐朝中期之后（比如白居易生活的时代），已经只能保存在“天高皇帝远”的云贵高原和湘西山区了。中原地区的“蛊”作为“民俗”和“巫术”已经无法在中央政权强力打击之下存活了。
汉民族实际上不再流行“蛊”，也不会再有“蛊”的文化了，这些不可能再兴盛起来。
“蛊”与苗族的族群生态却是意外的“契合”。
“代代相传”的苗族传统医学族群，以及“阴阳观”的世界观，与本身信鬼神的特点，让“蛊”在苗族群落中有“稳定的传承体系”，所以蛊在女人中代代相传至今。
我们至少应该庆幸：
“子不语，怪力乱神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
“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。”
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），无论是“出世”还是“入世”，汉族至少在庙堂之高，有相对务实的作风。
08
所以，现在一提到苗族、湘西很多“蛊”的民俗反而成为他们的“民族特色”。
不少流行文学，都喜欢以“苗蛊”作为“噱头”和“题材”，写故事。
比如《苗疆蛊事》，我个人觉得就是不错的小说，来自于网络社区——天涯社区的“莲蓬鬼话”板块的帖子“2007年我被外婆下了金蚕蛊”，从故事角度真的挺不错。
然而，还是让小说归小说，让科学归科学，让民俗归民俗吧。
于是，因为中原地区这样严厉的打击，这种民俗留在了西南山区，加上流行文学渲染。
让人感觉是“苗族”的东西，然而这东西100%是汉族产物，只是我们不再有这样的民俗了。
09
至于“苗蛊”是不是有用，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可，苗族起源于东方，先民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，蛊术真那么厉害，怎么跑到云贵高原上去了？
苗族尊“蚩尤”为祖先，蚩尤的部落与炎帝和黄帝的联盟作战，结果战败。
这种关键的时候，不给黄帝下个“蛊”？不安排一下炎帝？
宣王中興,乃命方叔南伐蠻方——《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》
蛊术那么厉害，不给周宣王安排一下？
怎么把湖北的土地丢给了周朝？
苗帅杨完者以苗、僚数万水陆奄至。
文忠将轻兵破其陆军，取所馘首，浮巨筏上。
水军见之亦遁。
完者复来犯，与邓愈击却之。进克浦江，禁焚掠，示恩信。
义门郑氏避兵山谷，招之还，以兵护之。
民大悦。
完者死，其部将乞降，抚之，得三万馀人。
——《明史 列传 第十四》
蛊术这么厉害，苗军为何不给曹国公李文忠安排一下？
苗军倾向于张士诚，为何不给朱元璋下个蛊？
先秦王侯大多祖先可以追到神话中的人物，可朱元璋不就是个赤脚农民吗（“朕本淮右一布衣”），这也咒不死的？
蛊术那么厉害，杨完者兵败身死，朱元璋成了“君主华夷”的太祖高皇帝？
我也没听说因为会“苗蛊”而称王称霸、出将入相的人，如果真有这么厉害且“代代相传”的技术，不说“递三世至万世而为君”，难道还混不出个“四世三公”？
对于现在还相信苗族蛊术为“真”的人，由于小管家不允许“不友善言论”，我只能引用《诗经》中一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：
“蠢尔蛮荆，大邦为仇。”
——《诗经 小雅 采芑》
果然，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，孔老夫子诚不我欺。
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《诗经》，孔夫子钦定的“思无邪”，总不算是“不友善言论”，总不算是“阴阳怪气”了吧？
本文转自：疯癫的A兵者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