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 | 郑永年
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教授|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长
来源 | 青塔pro
判断1：地产不再是中国的经济支柱
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高峰已经过去了，不用说农村，光是城市，人均居住面积就达到了40多平米，放在世界也是相当高的了。
房地产实际上也已经饱和了，想让房地产再成为中国的经济支柱，是很困难的，尤其是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，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长期依靠房地产而成为发达经济体。
但是还要再加一句，我们只能说数量型扩张的房地产已经到了终点，高质量的房地产还没有开始，这才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做的。
判断2：中产比例超6成
包括消费社会也是一样的，消费的增长完全依靠中产阶层的扩大，中产社会跟消费社会基本上是同一个词，能可持续消费的就是中产。
尽管我们有4亿中产了，但是占全体人口比只有不到30%。从亚洲四小龙看的话，它必须超过50%，甚至达到65%到70%才能被称为中产社会，所以我们的中产增长空间还是很大，如果到2035年有七八亿中产的话，才是一个真正的中产社会。
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，中等收入群体有财产，要保护自己，因此内化出法治意识。
除此之外，中产阶层的壮大还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，社会秩序稳定，因为这都触及他们的切身需求。所以在空间还有余量的情况下，我们提倡共同富裕。
浙江现在是共同富裕的示范区，有三条：第一，上不封顶，鼓励企业家赚得越多越好，发财致富是光荣的；第二，要保底，把社会的底层保护好，因为社会是资本、政治、社会这三块里面最脆弱的一块；第三，要扩中，把中产阶级扩大。
判断3：通过改革开放，释放潜力
我建议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创新，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。一句话，改革开放创新是对唱衰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回应，也是保障“下一个中国在中国”最有效的方法。那么实际上我们缺乏的是如何把这些转化成行动，只有通过行动才能通向未来。
判断4：华为成功，意义不可低估
中国改革开放40年，尽管我们应用了大量的美国技术，但是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应用技术市场，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赚了多少钱，又反过来提高它的技术水平。日本韩国学习西方技术三十年以后，科技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会转向原创。
实际上我们也是到了这个阶段。尤其是像华为，以前华为的态度就是我买就行了，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到国际地缘政治因素，冲突没有发生的时候，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世界市场采购。但是当地缘政治冲突发生，被卡脖子的时候，没有技术就要死亡，企业就不得不自己去投入做了。
华为的“遥遥领先”说明了几个方面：第一，我们是具有韧性的；第二，我们是有创新能力的；第三，我们是可以赶得上甚至超过西方技术的。
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企业家现在有点悲观了，因为之前太顺利了，前面几十年国内的现代化跟国际层面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，两股力量是朝同一个方向，互相强化互相促进的，但实际上从大历史来看的话，地缘政治跟技术发展是互相关联的，大部分企业家尤其制造业正在经历这个过程，所以我想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像华为那样，这既是个危机也是个机会。
判断五：对外开放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
我们非常需要有像马斯克、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，想要培养人才，高层次的开放很重要。就国际化而言，我们远远比不上纽约湾区跟旧金山湾区，外国人口占比达到40%，这40%表明这两个湾区的开放度，硅谷的外国人占60%，2/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创办的。
客观的说，美国制造不是美国人制造，是世界聪明人在美国制造。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人才的竞争，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，二战时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科学家，冷战时更是吸引了大量苏联、东欧的人才，用世界人才跟苏联竞争。
我们要看到至少从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人才高地。像马斯克、乔布斯，都来自不同的文明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区域，不同人才才能带来文化冲突，这是一种化学反应，化学反应往往能产生新的东西。同类人才更多的是物理反应，培养不出马斯克、乔布斯。
我们现在的人才观其实有很多的错误导向，比如一定要有个两院院士一定要有一个帽子。马斯克、乔布斯有任何的帽子吗？我们现在的人才几乎是用政策的方式，由公务员官僚机构来定义的人才，但在美国，只要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就是人才。
中国是世界上产业最齐全的一个国家，各个产业里面都有人才载体，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，不仅要有好的政策，还要去行政化，行政和政治的东西对人才的使用会有很多的限制。
